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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疫情眼下仍没有明确好转迹象，这很可能决定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幅度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作为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不约而同采取了“零利率”政策，并通过购买政府信用债券、支撑其财政赤字“新高”，加剧了金融市场对全球印钞时代的恐慌。作为“抗疫”表现最出色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如何应对又一轮全球“印钞大潮”、保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发达经济体集体“印钞”，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海啸，美国央行打破常规“大放水”、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资金，稳定了美国股市，避免了更大规模的资产价格崩溃；另一方面，中美等国通过g20平台，更大范围协调全球主要经济体，凭借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最终让美国经济顺利走出低迷。美国股票市场甚至持续增长，国内失业率更是屡创新低。可以说，美国这十几年是尝到了印钞票的甜头的，欧元区和日本央行积极跟进，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有个“适度”的要求，央行的货币政策更是如此。超常规的货币宽松、通过印钞票刺激经济增长只能是权宜之计，无法成为常态化的手段。美国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统计数据虽然亮眼，却掩盖了过去十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显著拉大、中产阶级财富萎缩、社会各阶层裂痕加剧的严酷现实。这两年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其国内率先被波及的恰恰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当前突发疫情让种族冲突雪上加霜，背后的原因正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印钞票，美联储难辞其咎。
当然，金融科技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让美国政府发行债券、美联储印钞票，变得方便且低成本——货币无纸化、债券无纸化技术，使得社会财富记账彻底基于一组组数字，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定货币早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数字货币”，跨境贸易结算、信用卡消费、我国老百姓日常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是金融科技发展的成果。
就连曾经的“金融乌托邦”——比特币系列“旁氏骗局”，也在回归货币的本质、回归便利贸易交易的功能。现在，越来越多硅谷金融科技企业数字货币创新，早就不提所谓“分布式记账”、区块链技术，挑战法定货币地位，而是通过发行“稳定币”，解决国际贸易中跨境支付的成本问题。为了便于区分，我们不妨将硅谷这股新潮流称为第二代数字货币，而这种贸易便利化的数字货币大多与美元直接挂钩，客观上强化了美元的国际支付“领头羊”地位，变相支持了美联储印钞，值得中国金融业重视研究、积极应对。
首先，要保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定力，不跟风印钞票、坚定对过剩产能领域“降杠杆”。虽然中美经济很多实际情况不同，但是过分印钞票都会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最终引发深刻的社会问题。过去几年中国艰苦卓绝的扶贫攻坚，就是在民生领域的积极作为。而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是印钞票最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理应杜绝；任何程度的宽松货币导向，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都会最先受益，最终让中央政府信用为其债务背书；广大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承担就业和税收压力，却依然融资贵、融资难。因此，坚持审慎的货币政策、保持相当水平的基准利率，是保障经济改革、调结构必要的金融环境。
其次，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摒弃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模式，多样化公共财政支出造福民生。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有局限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必须要适度——在人烟稀少地区修高速路、脱离百姓实际需求搞“叫好不叫座”的高科技投资，有滥用公共财政资源之嫌，让中央政府过度负债。进入9月以来，中国经济已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总体活力，前8个月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两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体向好趋势形成，不需要再以突发疫情为借口进行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刺激。
相反，笔者近期对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调研发现，传统煤炭和金属采掘矿区的环保治理依然欠账很多，个别地区甚至打着应对突发疫情的旗号，放松环保标准、拖延环境治理进度，显然偏离了公共财政向民生倾斜的改革方向。如果非要加大政府支出，不妨多倾斜环保领域，向矿山固废要增量土地，关闭污染企业求青山绿水。
第三，要高度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鼓励有国际贸易基础优势的城市，创新模式积极探索第二代数字货币应用。中美贸易纠纷前景难测，第二代数字货币很可能强化美元对其他国际货币的优势，显然需要我们积极应对。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一带一路”建设也让中国贸易的朋友圈遍及全球，每天都有天量的小宗跨境贸易结算、且涉及数量众多国家的法定货币。因此，第二代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应用前景广阔，将极大降低中小跨境贸易的外汇交易成本；有关部门不妨选择中小国际贸易企业密集的城市如宁波、义乌、厦门、泉州等，试点成立第二代数字货币金融科技企业，严格规范其结算范畴和汇兑总额度，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鼓励中国企业参与金融科技全球化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