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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北京安邦咨询公司（原告/反诉被告，下称anbound）与北京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反诉原告，下称b公司）就“b公司涉嫌侵害anbound系列产品《城市问题研究》下一篇仅600多字的文章的著作权”一案做出二审判决：认定b公司侵害了anbound对涉案文章享有的汇编作品著作权，并驳回b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即（一审判决）b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anbound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安邦的胜诉并非出乎意料。自1993年成立以来，「 事实与可能性 」便是我们的座右铭。每天安邦的研究人员都要从诸多开源信息的“事实”中去分析、研究、判断事件的未来与“可能性”，并给出「 前瞻性 」的思考与策略指导，这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尊重原创，保护知识产权，是安邦从未宣之于口但却心照不宣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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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山寨”的国家是没有灵魂的
说到原创与知识产权，“山寨” 与 “山寨文化” 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
“山寨文化” 在中国由来已久，其在作为 “世界工厂” 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市场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有历史的原因。回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作为后发展的国家，中国只能依靠模仿和装配来参与全球化进程。因此，“山寨” 在中国能成为一种文化，甚至成为中国产业界、中国社会所认同的一种精神气质。
从工业设计的发展进程来看，真正有眼光的设计者总是避免靠近现有的设计，尤其是杰出设计。但 “山寨” 者则是千篇一律地尽量靠近杰出的设计。“山寨” 者的愚蠢在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义为 “时尚奴隶”，永远只能追随在真正的创新产品之后，但是，在这种产业定式之下的企业，永远成为不了真正的产业成功者。
这种认识对于当下的中国颇为重要。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免不了走追随之路，中国的比较优势只允许我们从模仿、做代工、做出口加工开始起步。然而，四十多年来的发展路径，也在中国培养出了规模巨大的“山寨”文化。从产业发展和商业发展来看，中国人在“山寨”领域所表现出的惊人模仿能力，完全可以视之为另一种“创新”能力！然而，“山寨”的游戏规则只有在粗放的市场里才能玩下去，没人重视创新、没人重视知识产权，但是，如果你想在世界市场玩这种游戏，就不得不放弃“山寨”规则了。
以台湾代工业为例，代工并不是“山寨”，而是一种不注重品牌建设的加工制造。在电子产业，台湾企业已经把代工业做到了全世界的极致。然而，十年前的台湾面对全球产业升级和市场竞争，同样感到缺乏品牌的可怕。台湾产业界也曾反思，认为过去几十年台湾企业只做代工，只满足于做代工，时间长了，“奴性太重，永远都在追随”。
在电子产业上，台湾大大领先于大陆业界。台湾企业现在的担心，大陆企业将来会不会遇到？完全可能。因此，中国要真正完成产业结构调整，要实现产业升级，中国就必须在战略上有所调整，在政策上必须有所改进，不能只满足于做代工，更不能只满足于做“山寨”！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看法太理想化，世界总需要“山寨”，中国即使搞“山寨”也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但是，中国企业能够永远做 “山寨” 吗？不能，只要你选择走向世界舞台，就必须转换游戏规则。
其实，中国在道理上早就明白了创新的重要性。在1995年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这些话说得完全没错，但在安邦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看来，目前中国的重视创新更多还停留在纸面上和文件中，而少有落实在产业和市场的实践中。即使有一些零星的基础研究或技术领域的创新，它们也是割裂的、个别的，根本无法形成一种系统的创新力量，去改造产业、赢得市场。
更令人忧虑的是，当我们习惯于过分依赖“山寨”模式后，已经变得不习惯于创新了。自主创新需要有创造精神的人才，需要有创新的环境，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其难度、成本和风险都比模仿阶段大得多。为什么中国科学界得不了诺贝尔奖，而得诺奖的华人全在美国？为什么中国企业界出不了乔布斯、比尔·盖茨？根源就在于中国没有真正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还有一个抑制创新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了解更多，欢迎点击查看）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笨，一些海外人士评价，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商业头脑是在中国，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房地产这样的部门所吸引，因为这些领域利润高、风险小。在中国市场，似乎有太多的财富唾手可得，根本不需要创新精神。
然而，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资本积累后，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转折的关口。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严重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土地和水资源匮乏、劳动力成本上涨、迫切的产业升级需求、参与全球竞争等多种压力，已经使得中国不得不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唯一能把中国从诸多矛盾中解脱出来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说到底，创新和尊重知识产权已不能停留在口号，它是中国自身现实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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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载春秋，原创为核
“山寨文化”是一柄双刃剑，过去四十多年，它对外的一面利刃已经发挥完作用，如果我们再以此为恃，另外一面利刃将会割伤我们自己（而事实上它早已调转刀口对向了我们自己）！
安邦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担忧，为什么？那便是因为安邦一直坚持做「 前瞻性研究 」，长期以来秉持的也都是坚持做原创输出！
图丨安邦研究报告《一带一路战略的缘起、发展与异化》
举一个例子简单说明。安邦从2008年开始推动新丝绸之路，直到后来2013年“一带一路”政策的形成，在这期间安邦不知道做了多少前瞻性分析与追踪性研究，写了多少研究报告。而自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政策后，无数的一带一路研究院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了，风头和声势不知道比安邦强了多少。但安邦依旧保持“沉默”与低调。《孙子兵法·君行篇》有这么一句话：「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现在声势浩大，站在舞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人，2008年可能连什么是新丝绸之路都未可知，更遑论对丝绸之路的诸多研究内容与分析结论。安邦一直声称我们做的是「 前瞻性研究 」，而前瞻性研究的其中一个特点便是目前还未出现，安邦是首个提出、分析，并给出切实性研究结论的。此时，安邦输出内容的原创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实，类似的事情在安邦可谓数不胜数。以近几年的成果为例，像「 氢能社会 」、「 长江黄金水道 」、「 城市更新 」，还有「 pod原则 」，这些政策的背后都有安邦的努力、助推和影响。安邦智库发展至今已进入第28个年头，作为一家源于中国的跨国独立智库，安邦长期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向中国政府、社会公众和数千家安邦客户提供了大量的前瞻判断、风险提示和战略预测。虽然这些判断和预测是安邦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服务内容，但由于这些研究涉及大量的公共政策问题，实际上可以将安邦智库的研究视为向中国社会贡献的公共产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成果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甚至有的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正在实施的政策。
图丨安邦（anbound）部分研究成果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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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bound具体有什么不同
回过头来继续说原创与创新，那么有的读者可能就要问了，安邦为什么能输出这么多原创内容？安邦到底有哪些不同？且听我详细说来。
除了前面所说的「 前瞻性研究 」，我们还经常说的一个词是「 追踪性 」。安邦智库的研究是一种“追踪性”的研究体制，28年来，我们一直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做。不过，究竟什么是追踪性的研究体制？安邦的智库学者究竟是如何进行追踪和分析的呢？这个问题，说来就话长了。
我们这个世界能够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大体上都是源自于自然科学，就像欧几里得、牛顿、居里和爱迪生所做的事情一样，火箭和卫星就是这么上天的。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推动现在的人类正在向深空进发。
人类文明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一方面社会科学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又与人的立场和感情有关，所以经常存在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现象。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它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如社会学研究当代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等等。
严格说来，社会科学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如果没有古希腊的理性的探讨精神，也就不会有今日的社会科学。在中世纪的神学里就有根据人类和社会这两方面的观念塑造出来的综合物；这些观念其实就是政治、社会、经济、地理和人类学的概念。在整个中世纪，甚至进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教会对学者们关于人类思想和社会行为的想法，十分注意，并竭力加以控制。
而当经院哲学势微之时，希腊古典文献的魔力和笛卡儿学派的推论方法，以及18世纪把社会改革与社会科学视为一事，也阻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随着17、18世纪社会科学理想的传播，人们对世界上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社会和文化状态的认识，在逐步扩大。反映在理论上，则有结构概念和发展变化的概念。
社会科学初建之时，大家总是想建立一门总体社会科学，而有些人则追求单科的专门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是后者取得胜利。经济学和政治学首先达到独立的科学地步；其次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也开始于19世纪，但轮廓不如其他各科清晰。最后出现的是社会统计学和社会地理学。从这种追求开始，无可避免的社会科学的追求走上了自然科学的追求的道路，开始格外强调对于「 范式 」的追求。
其实，“科学”一词自诞生以来实际指的是分科而学，指的是将各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研究，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基于范式和结果来看，“科学”强调的是一个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知识系统。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便于理解和学习。
不过，现代信息社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对于传统认识的冲击是明显的，所谓“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也不例外。范式的存在以及范式的突破，已经成为今后的主要问题和方向。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思维固然便利了理解、认识，尤其便利了学习；但同时也约束了人们的想象力，约束了创新。这种情况下，建立在信息社会认识基础上的信息思维就开始发出耀眼的光和热，引起人们的重视。
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人类下棋已经绝对赢不过机器的今天，实际今后学习的方式都可能出现重大改变，资料综述以及写作可以为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工具所代替，泡图书馆等机械学习方式，渐呈落伍的学习方式，关键是信息资料基础上的推导和判断，在信息有效整合和定义的基础上，寻找新的、有效的动态逻辑路径，以及由此产生预测，这才是信息社会中创新思维形成的关键。优秀的智库学者，总是数年如一日的像数学家那样做着推导、再推导……。
实际，安邦智库的研究模式与常见的研究机构以及大学教育最大不同就在于此，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差异，是一种范式思维与信息思维的巨大差异。日常的研究报告、学科分析以及所谓专业分析，通常都是范式思维的成果，而安邦智库的研究，通常都是信息思维的成果。两者之间，并非有着知识的鸿沟，但却存在着明显的思维模型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也是很多国内外学霸到了安邦智库之后，无法很快适应安邦智库研究活动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这样的问题并非是无法解决的，关键是思维训练。安邦拥有一套完整的思维训练方法来提高智库学者的能力，这样的训练方法已经过了28年的时间检验，卓有成效。这样的思维训练方法并不复杂，但却需要时间，持续进行磨练。首先要掌握信息整合以及资料运用的能力；其次是要掌握正确推导和判断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至于科学的“可检验”要求，在社会科学而言，实际只是一种成果的验证，这在安邦智库而言仅仅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因为被事实所验证的预测和前瞻判断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不是只要这样做了，就一定会拥有正确的成果和预测？绝对不是，有一个词汇叫做“有限信息条件”，拥有的知识点越丰富，信息条件越完善，则成果越可靠；反之则不可靠，置信度不高。所以，能够追求以及可能追求的只是判断和预测的可验证结果多一点而已。或许这样说更完美，安邦智库的方法论仅仅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异类，是武侠论剑中的一个独孤者，只是幸运的是，它符合未来社会的技术潮流。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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