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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分析结论：
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列强环伺之下的日本从一个“弹丸小国”发展成为整个近代史上亚洲唯一的强国。但是，失控的民族主义成为日本膨胀并走上毁灭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昭和时期日本的案例，值得每一个走在大国路上的国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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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近代史，日本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它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从一个“弹丸小国”成为了整个近代史上在亚洲唯一的独立国家，在一战后，日本甚至成为了“列强”之一。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客观的说，日本当时的成功，从侧面证明了亚洲族群并不天然逊色于西方人。可惜的是，本应成为亚洲领袖，带领亚洲走向光明未来的日本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对外扩张的道路，最终成为了法西斯势力在太平洋地区的策源地。
无可否认的是，从明治维新一直到昭和前期（二战结束），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扩张性的，而这种扩张型的国家政策不仅仅给周边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最终也把日本拖向了毁灭的深渊。当二战结束后，日本近70年的发展成绩几乎被战争彻底抹灭。因此，日本的扩张政策，不论从其自身还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最终都只带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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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使得日本走上了一条扩张性的自我毁灭之路？又是在哪一个时间点，日本的对外政策开始失去了理智？对于后世的国家来说，能从日本的惨痛经历中学习到什么才能避免同样的命运再次重演？作为一个与日本世代纠葛，关系错综复杂的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研究者来说，甚至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
所幸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界实际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研究，大致存在四种主要的解释。首先，是国际关系学者们（尤其是现实主义者们）最为常用的“国际结构说”，其次，是在西方学者中更为常见的“弱民主政府说”。第三种解释则主要聚焦于建构主义的视角，即“大东亚共荣说”。最后是扩张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说。
乍看之下，似乎每一种解释都有自己的道理。而在这四种解释之中，施耐德（snyder）关于日本政府内部陆海军为了部门利益不断走向极端并最终裹挟国家政策的决策是最有说服力的。然而，本文同时认为，现存的四种解释实际上都可以被纳入一种的新的解释体系之中，即日本在二战前具有自我毁灭性质的扩张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失控的物质体现。更具体地讲，这四种解释实际上回答了“昭和政府为何无法控制住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这一问题。然而，在另一个侧面，“民族主义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是否必然膨胀并导致扩张政策”这一问题并没有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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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族主义的天然特性，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种天然的膨胀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也并不复杂。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群体性的思潮，这意味着民族主义者们有一个宏观上的共同目标，但不同的个体对于国家利益的边界界定是不一致的。在此基础上，由于群体理性的不可靠，作为一种群体性思潮的民族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极易过渡膨胀（施耐德实际上描述的就是这一过程）。而当这种思潮没有得到合理的控制并最终裹挟了国家的政策，国家往往会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扩张道路。二战前的日本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非完全否定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但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之中，不能出现被民族主义势力完全裹挟的现象。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防止民族主义的失控呢？
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来看，防止民族主义的失控在宏观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消除民族主义中的“群体不理性”；二、在民族主义和国家政策制定之间建立相应的守门人。
第一个方向本质上就是提升社会整体的思维能力与文化素养。这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的方式，而教育系统的完善则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但由于非常容易理解的原因，这种方式实现时间往往过长，并且过程中的可控性较差。因此，这种方式尽管非常重要，但对于政策从制定者们来说往往是不够的。
第二种方式则是一种短期的解决方式（相对而言）。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要根除病灶，而是在默许疾病存在的基础上，防止疾病对人的健康造成损害。而建立守门人的方式还可以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建立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用制度性的因素来隔离民族主义的不利影响。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中较为流行的做法。应该说，这种方式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同样具有两个民粹主义领导人，但美国与巴西相比，制度性的约束以及随之产生的建制派对于遏制民族主义对于政策的不良影响方面明显作用更大。而另一种方式则是要依靠社会内部少数的政治权威，通过精英的威望和素质来隔离民族主义的祸患。同样的，这也是一种曾经成功过的方式。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那么，制度与权威哪一个更有效呢？
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这不仅因为两种方式各有优劣，还因为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状况都不尽相同，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首先，制度性的守门人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一旦形成，遏制力将会非常明显并且相当稳固；但其劣势在于，制度的形成往往耗时甚久，并且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着相应的代价（例如法国大革命）。而权威性的守门人的优势在于其高度的可操作性，而劣势则在于个人因素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不论是哪种方式，其实现过程中都需要与当地的现实相结合，换言之，两者都不是必然成功的。然而，尽管方式和路径上存在不同的可能性，但有一个问题无疑是确定的：在如今的时代，民族主义的失控仍然是威胁到国家利益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必须得到政策制定者们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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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昭和日本的案例还有在另一个领域内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即如何处理和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正如snyder指出的那样，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任何想要独立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国家往往都以自我毁灭而结束。国际秩序的成功转变往往是渐进的。对于二战前的日本来说，民族主义的直接影响是促使日本政府将自己置于了当时国际秩序的对立面。而如今的中国无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事实上，正如王辑思教授所言：“当年的日本在国际秩序中属于‘体制内’，中国则被西方视为‘另类’而受到排斥和歧视。今天的日本还在国际秩序的‘体制内’，中国则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力量也今非昔比，但仍然存在中国如何看待现存国际秩序、如何处理同现存国际秩序关系的问题。” 而在应对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防止民族主义对于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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