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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习惯了在全球化顺境之下的发展，依靠融入全球化、依靠世界市场、依靠中国的比较优势和人口红利，中国在长时间内实现了持续、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最典型的例证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2019年，中国的gdp规模从10万亿人民币增至100万亿人民币——在近20年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达1000%，这是全球都罕见的“黄金增长”。
随着逆全球化潮流兴起，尤其是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出现剧变。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加剧了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明年开始的“十四五”时期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必须适度调整发展策略。
自今年5月中央提出推动“国内大循环”、兼顾国际国内“双循环”以来，国内各界迅速转向加强“内循环”的研究和政策设计之中。中国经济不是小国经济，内部需求自然要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十四五”即将开启，中国如何才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论是从各级政府还是从企业来看，都需要在指导思想调整之下，找到行之有效的具体抓手、接地气的政策设计和可执行的实践行动。
必须承认，现在国内在谈“内循环”的时候，更多谈的是从“外”向“内”的变化，强调的是外部发展环境恶化使得中国的经济空间被压缩，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导致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强调自主创新、依靠国内市场抵御外部市场萎缩，成为国内“主流政策意见”。虽然我们也在强调“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但提及国际循环更多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不是真正将国际与国内放在平等位置上。
经济学家吴晓求对此分析，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过去因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内需市场非常有限，所以拓展外部市场拉动经济增长，成为非常成功的模式。今后，为了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形成可持续增长的动能，逐步提高内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比重，是一个大趋势。但尽管如此，吴晓求并不赞同把中国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封闭处理，他认为，这种封闭很难做到平衡，因此还是要不断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才会有真正的增长。
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曾经给出过战略级的“抓手”建议：大力发展长江经济带，以长江黄金水道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画出了反映中国区域经济与人口分布不均的“胡焕庸线”。在线的东南，国土面积占（当时版图）的36%，人口占96%；线的西北，面积占64%，人口只占4%，人口密度相差40多倍。现在，“胡焕庸线”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上仍然有现实意义。在我们看来，大力发展长江经济带，推动产业梯度转移，有利于发展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差距，发掘国内市场空间。这是推动“内循环”的有效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不能忘了外循环的重要性。最需要警惕的是，国内强调内循环，结果变成陷入“闭关锁国”的借口。强调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当前环境下就是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继续拓展中国外部市场空间，二是要加快产业转型，把中国短板补上来。要补上短板，核心还是要靠企业创新、科技进步，要把技术进步变成新的产业，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
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同，中国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是未来中国经济有活力的一个板块。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仍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在中西部地区则有后发优势，如果发展得好，未来仍然会有相对好的增长。经济增长有区域效益，过去相对落后的地区，如果受到外部影响和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借助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系统推进，会在国内带来新的增长。
面对“十四五”的到来，我们既要注重“内循环”，又要注重“双循环”。强调中国的内循环，并不意味着中国要重走“关起门来搞发展”的老路。中国过去取得的非常重要的成就，一个是靠中国的制度改革，坚持市场经济道路，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得益于对外开放。面对美国推动的与中国脱钩、科技封锁等浪涌，中国还是要保持历史的乐观。再极端的少数政客，他们都是有任期的。历史如同钟摆，它会在某一个时段出现偏离，但最终它还是会摆回它的中间位置。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在“十三五”的最后一年，遭遇了百年未有之剧变。在逆全球化之下，中国需要加大“向内”发展，推动国内大循环。但与此同时，中国不能随着少数美国政客的极端做法起舞，我们仍要坚持对外开放，走在经过历史检验的正确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