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mple and best
-
simple and best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长远发展来看，碳中和愿景的实施将使中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量实现脱钩，将促进经济真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与此同时，“碳中和”将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全球性标准，甚至是贸易和投资进入的“门槛”，并有可能因此形成“基于新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中国方面，构建“氢能社会”将为我国未来实现平衡目标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
——
2020年，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及碳排放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做了两次国际性的重要讲话，足见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之深。2020年9月，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风电、太阳能发电在2030年的装机容量指标——二者的发电总装机将达到2019年底的三倍。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为2.1亿千瓦、太阳能2亿千瓦。
——
就像石油曾被作为大国博弈的工具一样，“碳减排、碳中和”已成为大国间博弈的新棋子，各国已进入“碳中和”竞赛进行时。
碳中和是指通过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途径，抵消排放的二氧化碳，实现“零排放”。中国提前了此前设定的碳达峰时间，并首次提出了碳中和目标。2015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框架之下，中国提出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包括到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总量中的比例提升到20%左右；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2020年12月1日发布的《中国加速低碳进程》白皮书显示，截至目前，全球60%碳排放的国家和地区已制定碳中和目标，包括中国、欧盟、英国、日本、韩国等。
——
而这场“碳中和”竞赛的发起者是欧盟。一年前，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新政”，提出到2050年欧洲将成为全球首个“碳中和”地区，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路线图和政策框架。这些政策措施覆盖工业、农业、交通、能源等几乎所有经济领域，以加快经济从传统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绿色复兴。欧盟多方领导人表示，“绿色新政”是欧洲经济复苏计划的驱动力，也是欧盟走出疫情阴影的“生命线”。12月1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已就欧盟长期预算方案达成共识。总额1.8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将用于打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加绿色环保和数字化的欧洲。这笔预算包括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其中25%用于气候行动。”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以来，欧盟一直在碳减排问题上态度坚决。与之相比，美国对待碳减排的态度显得摇摆不定，共和党、民主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巨大分歧。2017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于2020年11月4日生效。2021年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已表态将带领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虽然美国在碳减排政策上反复，但其若想实现减排目标，仍具有显著优势，特别是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
欧美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碳减排的不同态度，与它们各自的能源结构现状、以及经济振兴途径差异有关。对欧洲而言，通过碳中和目标巩固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导权，不仅意味着实现区域绿色复兴，且意味着掌握未来话语权的可能。但美国是油气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不会在能源领域让出主导权。另外，欧美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也多次施压。2020年年初，冯德莱恩表示，“中国和其他大型化石燃料生产国要找到对碳排放进行定价的方法，否则有可能面临欧盟计划对进口商品加征的碳边境调节税。”碳边境调节税的详细提案将于2021年提出，最先会在钢铁、水泥和电力领域实施。
——
事实上，这不是中国第一次承压。2007年左右，欧美国家就祭出“碳关税”大旗，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当时有舆论认为，“碳关税”和“碳减排”是欧美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遏制。如果说欧盟提出碳中和的背后动机之一，是为了掌握未来的话语权，中国加入这场竞赛的重要目的，则是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第二次转型。这是中国从国家利益、国际形势两个大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两个方面进行统筹考虑之后，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将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成为外界眼中高耗能、高污染的典型。2006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92.6亿吨，大于美国和欧盟的排放量总和。约九成的碳排放来自电力和热力生产、工业和交通等领域。中国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也进入到了一个低增速、低增量的阶段，正是谋定改革开放后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关键历史期。
曾有市场研究预计，到2050年，世界及中国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会分别降至62.4%及76.6%，化石能源在2050年时仍将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这一预期靠谱，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无异于一盆凉水。除非中国真正寻找到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新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结构性地转变能源生产与消费构成，否则将难以实现对全世界承诺的目标。那么，这种新的能源利用路径存在吗？
安邦（anbound）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氢能利用，中国要以此为基础去构建氢能社会！
——
中国在平衡经济和减碳发展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要实现中国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中国需要重新构建能源生产体系、消费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配套体系，安邦智库提出、并不断呼吁构建氢能社会的战略建议，不仅将在绿色能源转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对中国强化能源安全意义重大，可能是中国未来能实现平衡目标的唯一路径。
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先生提出中国发展 “氢能社会” 的建议，借鉴了日本有关的产业政策概念。但安邦对于氢能价值和作用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产业层面，而是涉及到能源安全、能源技术、氢能产业、社会消费等更加广阔的层面，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和重要的战略意义。立足于持续的跟踪研究，安邦将此作为重要的战略性政策，建议中国的政策部门一定要引入“氢能社会”的概念。
实际上，现在利用氢能实现能源转型，这在世界上已经逐步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安邦从中国的战略性政策领域对“氢能社会”进行了再定义，在我们看来，氢能社会的构建和发展，是涉及到运输、建筑、工业、制造、电力以及全社会普遍能源利用的一次巨大的产业革命。氢能社会带来的能源转型不仅仅是能源领域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还意味着新的产业体系的构建。
图 | 绿色氢能社会构想图
资料来源 | 《エネルギー変換型光触媒》第一章第七页，安邦智库（anbound）整理
安邦认为，“氢能社会”是一个包含了技术、工业生产、市场应用（交通、工业、建筑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社会配套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具备零碳、高效、能源互联（电、热、气之间转化的媒介，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跨能源网络协同优化的唯一途径）和可储能（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实现能源消纳与储存）等多种特征。因此，一旦它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经济系统，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将是巨大的。
氢能社会不仅与国家的战略决策相关，还与中国的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在与地方官员交流时，经常探讨“十四五”规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定位确定以及关键产业选择，我们对一些能源资源丰富地区的建议就是：要着眼未来发展氢能产业，在即将到来的“氢能社会”中提前培育和形成一定的产业支撑和科技支撑。对于那些过去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同时又受累于煤炭产业的省份，就可以通过发展煤制氢来介入氢能产业。在多个氢能产业的环节，不同的地方都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参与进来。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
— the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