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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境内发生了1100起针对亚裔的仇恨攻击。值得让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仇恨攻击严重的威胁到了当地华人的人身安全。当然除了人身攻击，当地华人最常受到的还是言语上的攻击和区别对待。面对美国从官方到民间的敌意，让许多华人，包括年过花甲的老人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而随身携带手枪。或许对于许多海外华人之所以选择美国，不是因为它有着非常强大物质支持，而是追求自由和可以容纳万千的精神。但反观现在对华人的种种歧视行为，不知道是在病毒前人性的不堪一击，还是这些让人向往的精神在如今美国社会逐渐消失。
这让人联想到早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时，《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就发文称，特朗普主义可能取代麦卡锡主义，将特朗普与麦卡锡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在此之后，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不断的被美国内部和国际社会批评为麦卡锡主义的倾向。再加上近期因疫情美国从上至下都弥漫的对华的强烈不满，让人担心麦卡锡主义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极端政策。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约瑟夫 麦卡锡）
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一词始于1950年，词根来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的姓。但麦卡锡的社会基础并非资本家，而恰恰是美国下层。从惠灵演讲指责美国国务院保护“共产主义分子”开始，麦卡锡在美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他公开指责民主党政府在镇压国内共产党活动方面表现软弱，致使共产党人钻进国务院等核心部门，使美国在外交上蒙受重大损失，不仅原子弹机密被外泄给苏联人，而且还“失掉了中国”。
在某种意义上麦卡锡主义运动犹如美国的“民粹主义”，其特点是煽动下层民众大抓精英层中“出卖美国”的疑似“亲共”分子。这场政治风暴很快迅速扩大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据统计，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数百人遭到囚禁，有大约12000人因此丢掉工作。直到一九五四年初，当麦卡锡把他的调查进一步扩大到美国军队中时，他的为所欲为才受到了坚决的挑战。在国会内外的反麦卡锡力量的协作和推动下，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提出谴责，麦卡锡的政治信誉一落千丈。如同他的出现一样，麦卡锡从美国政坛上的消失也是突如其来的。
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政坛最辉煌的时刻迫害过各界精英，来自中国的钱学森就是其受害者之一。这位曾为美国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置疑的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就因为一张中国人的脸，和多封表达思恋之情的家书，多次被美政界的麦卡锡主义者猜忌、怀疑、监控和最后的驱逐出境。后来有人证明钱学森涉共只是一种猜想和玩笑，并无真凭实据。而他不愿低调地苟活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压环境中，等待真相大白。这位“航天之父“没有带着一份学术文件坚定地回归到了中国。
在麦卡锡盛行的时代，大多数美国华人也都活在这种高压氛围下，成千上万的华裔被怀疑为“间谍”。他们不仅被非法传讯，不准寄钱给大洋彼岸的亲人，甚至被禁止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还有不少人因被指责“同情共产党”而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
我们都知道这位麦卡锡先生只是当时美国共和党里的一位参议员，但是为什么这位议员可以在那个时代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运动呢？麦卡锡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制造危言，在人群中造成轰动。他非常聪明的利用当时的媒体，据了解麦卡锡非常注重培养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为了拉拢记者，他经常会向他的记者朋友透露一些参议院共和党党团秘密会议的细节，以争取记者正面报道他本人的回报。再加上他的危言耸听，记者们为了抢新闻，很少有人去查证，麦卡锡的不实指控则有较大的机会蒙蔽公众。
如果说在媒体上麦卡锡耍的是小聪明，那么“人群的力量“才是他造成”白色恐怖“时代的最根本因素。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反共情绪在美国人群中高涨，导致出现一大波支持他”反共“行动的忠实粉丝。他又凭着富有魅力的演讲能力，获得了一大批不满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譬如，在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问题上，向麦卡锡提供情报的人之一是一位名叫阿菲尔德·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的商人。此人曾在一九四九年前从事了三十年之久的从中国进口布匹的生意，是蒋介石政权的忠实支持者。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断了他的财路，所以，麦卡锡一提出抓共产党，他便立即表示支持，为麦卡锡提供了大量他个人收集的材料，并四处为麦卡锡的听证活动寻找证人，还担任了右翼组织与麦卡锡调查活动的联络人。
所以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反对麦卡锡，就等于反对反共。也就意味着，只要麦卡锡反共，他就可以高于一切，甚至违背宪法，侵犯公民自由。而其他的议员，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前途，争取连选连任，服从党派意志，不得不向麦卡锡主义妥协，默许或助长其对宪法原则和公民自由的践踏。
虽然麦卡锡主义被更多有识之士所批判，渐渐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他在对美国整个社会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外交政策方面，麦卡锡在“丢失中国”问题上的发难，使美国在东亚政策上一直采取非常僵硬的方式，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谁也不敢主动提出新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思路。这种惟反共为国策的指导思想最终把美国拖入越战，就连帮助中美建交的尼克松总统也曾是反共人士。
然后麦卡锡主义也影响了美国社会一直秉持的自由精神，他用极端的方式反共，导致扼杀了美国最可贵的自由言论（freedom of speech）。一些讲述社会主义和鼓吹社会改革的书籍被从学校的图书馆撤出，所有被麦卡锡定为嫌疑分子的人的著作被禁止流通，他们的演讲也被取消。大学教授在讲课时倍加小心，生怕表示过于激进的观点而被人打“小报告”。还有一百多名教授在麦卡锡时代因观点问题被开除。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表示过对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深表忧虑。他指出，麦卡锡主义“给我们的思想套上了模式，缩小了自由的公共讨论的空间，把许多有思想的人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有人总结了麦卡锡令人讨厌的几种方式，一是将抽象问题具体化，制造危言，以造成轰动效应；二是歪曲夸大事实；三是人格诋毁乱扣帽子。最致命的是，麦卡锡惯用无赖的手段。当他提出的指控被反驳或给予解释时，麦卡锡不是悉心听取被指控方的解释，而是接二连三地提出新的指控，以混淆视听，最终令对方筋疲力尽放弃抵抗。由此种种，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在移民、贸易、医疗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对国内政党、媒体、甚至企业、个人方面的一些做法与之有相似之处。麦卡锡蔑视事实，反对当时的政治正确性。他的拥护者称他只是说了该说的。不要介意夸张和谎言，他只是在说更大意义上的真理。和麦卡锡一样，特朗普也有众多的粉丝，他也善于利用自媒体进行煽动和宣传。特朗普的辩护者坚持称，他已经关注到当期美国的主要问题。对美国而言，特朗普的反潮流、反政治正确反映了当前美国国内普通民众关注国内问题，反对全球化的倾向，是美国国内矛盾的反映。从这一点来看，特朗普主义同样是美国社会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民意回流的结果。
但理查德•科恩认为，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决定特朗普无法完全走麦卡锡的路。因为，这与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并不吻合，难以形成一致的社会认同。美国国内对于麦卡锡主义的反思在于其侵害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掌握了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解决问题需要多种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表达，需要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进行撞击和交流。他认为，美国的强大并不在于她的物质力量，而在于她的精神力量，而麦卡锡主义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扼杀这个思想的市场。显然，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和发表的一些看法，往往激起反对党和民众的激烈讨论，虽然他乐于炒作，但无法左右舆论，更不能以极端的方式对待反对者。
因此，在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看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共识。不过，采取煽动民众、走极端民粹主义的“麦肯锡主义”的路径，并不是理想的方式。同样属于共和党、曾任职美国在台湾协会的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就警告不要采取“麦卡锡主义”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认为如此会更多的损害美国利益。在去年底，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发表的年度对华政策讲话中，在批评中国的同时也呼吁两国之间进行更多的接触。他提及接触的必要性，指出美国政府不寻求冲突、对抗或过度竞争。
所以美国官方出现对中国的无端怀疑和指责是一种甩锅的行为，还有民间的种族攻击行为也只是面对“病毒“的恐慌造成的。总体“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背后有着民粹主义的推动。但现实的中美关系与当时的环境不同，美国并没有以极端主义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础，因此，中美之间还将长期处于“战略竞合”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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