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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时光荏苒，在信息分析领域埋头耕耘数十载，曾作出无数专业分析与预测、提出诸多极具前瞻性设想与极强实用性理论的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先生即将卸下“重负”，迎来闲适的退休生活。
值此之际，我们再次重读2016年陈功先生发布的《2016年，陈功是如何看中国经济的?》一文，发现陈功先生对中国经济层面的一些思考在目前看来仍非常具有闪光点，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预测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验证。
01
预 测
2016年，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先生曾对市场一直很关心的“房地产去库存”的问题表达了他的看法，强调了接下来几年国家对「房地产税」的看重，「...相对来说，在资本过剩的浪潮中，房地产是比较保值的资产。其价格受时间和人口的双重影响，因而波动变化的周期较慢，对比股票价格，显而易见有着相对的好。注意此处仅是相对好，且条件是没人“吃”地基。实际上，不可能没人“吃”地基的，即房地产税，是迟早要来的，一切只是时间问题...」，而从近几年国家的立法规划看，的确如此！
证 实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5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看，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都有「房地产税法」一项。
今年5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安排，有关方面正在研究起草房地产税法草案，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曾介绍，房地产税立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财政部牵头组织起草。也有媒体曾报道：有关方面起草的房地产税法草案已内部征求过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意见。
而在刚过去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十四五规划”建议虽然没有提及房地产税，但这不等于它不在议事日程之内。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马光远认为，“规划建议稿中谈及的‘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房产税，但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中肯定包括房地产税，因为这是地方最重要的税种。此时不提胜有提。”
“房地产税涉及的方方面面众多，并且和居民最为直接的资产房产有着直接挂钩，如果出台的话，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但表述有所微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未提及，并不代表相关工作被忽视。这只是说明房地产税的出台会更为谨慎，节奏可能会放缓。”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同时表示。
02
预 测
「...结合政策讲一下股市，在这样的大时代下，传统经济学差不多已是隔年黄历，大部分理论都是上世纪40 年代后的，都是城市化高潮期的理论，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我们的时代谈转型，首当其冲地应该是政府转型，否则什么型也转不了！在这样的时代中，政府一定要习惯于市场的起落，要放手给“看不见的手”，这是时代的标志。过多的插手只会让自己身陷“泥沼”，手脚被束缚的同时自然很难对其它事务面面俱到，此时再着急也可能无可奈何了。」
——《2016年，陈功是如何看中国经济的?》
证 实
我们都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是典型的投资社会，呈现出如下特点：经济高速增长，重投资、重建设、重规模、重速度，轻消费、轻环境、轻质量、轻效率；大部分的政策资源、金融资源、物质资源优先向投资领域倾斜。
从资源配置来看，投资社会由“政府说了算”——主要由政府来决定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都围绕投资来争夺资源。制订重大规划、上重大项目、搞重大工程，都由政府来决策和驱动，并分配社会经济资源。这种例子在国内市场屡见不鲜。在宏观层面，1992年后的中国经济过热、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以及2015年以来的“稳增长”，都出现了政府主导带来的政策波动；在中观和微观层面，高速铁路建设、三峡工程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项目，都是投资社会模式下政府主导和支配资源的典型案例 。
政府控制经济资源不仅反映在财政领域和政策领域，还强烈表现在本应该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领域，中国央行对国家信用扩张的管理，就深受投资社会体制的影响。从国内实际情况看，政府在投资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参与者。
但随着中国社会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不仅是经济形态和产业形态发生变化，政府思维、公共政策和政府服务等方面，也要随之转型和转向，要跟上中国社会的发展。
政府的角色和定位需要相应进行改变——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从国家行政载体转向市场载体，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也要求越来越多的职能从国家行政载体转向转到其他自治性、自律性的社会载体。在此背景下，政府转变职能应当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契合，一方面是从市场中收缩，向市场和社会让渡权力；另一方面是工作重点转移，把工作重点转向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社会保障、在体制机制改革中建立健全新的规则体系和监管体系、强化法治、强化市场监督、保障国家和地区安全、改善宏观调控、加强战略规划等方面。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对政府进行体制改革和职能调整，重新构建“大市场-大社会-大政府”的新体系。
中国决策层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在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强调，
“转变政府职能……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即哪些事应该由市场、社会、政府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又强调，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03
预 测
「...中国与全球化关系紧密，中国的贸易量排世界第一，因此世界金融圈一旦出大事，受到的冲击也必然最大。所以，我才建议中国要准备一二，要有一些“断电”措施的准备，若实在不行，那只好采用硬隔离的办法强制冷静了。这不是应付小灾小难，而是应付席卷全球、大灾大难的紧急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
—— 陈功先生在2016年同样说到
证 实
与之对应，最典型的就是目前中美双方愈演愈烈的战略摩擦关系下所引发的贸易战、科技战，以及波及程度更广更深、对国内整体经济威胁更大的金融战。
今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带来全球经济深度下滑，同时，也使得中美之间的战略摩擦急剧恶化。美国正在推动全面的“脱钩”，而且开始对中国香港威胁进行金融制裁。这对于中国而言，大量的金融机构都面临美国金融制裁的现实威胁。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它可能把中国隔离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之外。相对应贸易战、科技战，中美之间的“金融战”的威胁更大。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目前还不能做到完全的去美元化，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在金融制裁下受到损害。中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不容易，以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深度，考虑到美元在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中国不可能做到去美元化。最多只能是弱化对美元的依赖。
面对美国的制裁，中国如何摆脱“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的影响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对此，中国目前建立起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统（cips）来进行人民币的国际清算，通过跨境支付系统（cips）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来应对美国金融制裁的一个方面。就短期来看，cips对于改变现状的作用很小，但对中国来说，需要持续地去做、去推进。中国在2020年4月扩大了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就是上述推进过程的一部分。
这也非常符合陈功先生之前所提的“断电”措施之一。面对来自世界金融圈的波动或威胁，「中国要准备万一，要有点“断电”措施的准备」，陈功先生这样谈道。而相应的“断电”措施与极端情况下“硬隔离”的准备对我国总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结 语
综合来看，其实这些问题都能从陈功先生的《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找到很多对应的解释。危机三角，“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危机”的循环，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寄托了人类发展史的逻辑脉络。很多现实问题，利用这一理论，可以产生更多的理解。而这也正是陈功先生所言的“打开一扇门”的缘由。
陈功先生文中其他观点在现在看来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一些预测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但限于篇幅，暂不赘述。您可以点击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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