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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当地时间6月13日，七国集团（g7）峰会在英国落下帷幕。不难想象，中国会成为g7峰会“不在场的主角” ——这场 “花了3天协调民主国家立场” 的会议，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毫不意外地公开点名中国，不但涉及香港、新疆、台海问题，还要求在中国调查 “新冠病毒起源”。
美国总统拜登这趟欧洲之行屡屡与盟友 “秀恩爱”，高调宣示 “美国回来了”，在拉拢盟友方面必须承认比前任特朗普高明不少。但与拜登美好设想不同的是，美欧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明显。法国总统马克龙称“g7不是与中国敌对的俱乐部”，期待继续就气候变化等问题与中国接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尽管与中俄存在分歧，但g7仍希望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在这些领域如果撇开中国，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到z6尊龙凯时集团的解决方案”。
不难看出，中国已经成为关注「 气候变化 」这个阵营中极其重要的一份子。气候变化问题极有可能成为有最大公约数的全球议题，不失为中国突破目前地缘困境的其中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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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发展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宣布将在2030年和2060年分别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近几年一直与中国“不对付”的美国，也表示愿意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
中国积极参与减碳发展，既是顺应全球大趋势，也是为了中国自身发展的转型。不过，全球气候变化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一个历经 “摔打” 的老话题，已经形成了众多的规则和 “陷阱”，不同的国家之间充满了博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却是全球气候变化舞台上的“新兵”，在积极参与减排时，对这个领域中的“老规矩”和“新规则”不能不察，面对国际上许多博弈性质的话题，中国需要提前了解，准备合适的解释。
中国最引起世界关注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根据总部在美国的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一份新报告，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5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过去十年增加了11.4%。这一年，中国的排放量首次超过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贡献了全球总排放量的27%；第二大排放国美国则贡献了11%；印度则首次超过欧盟27国而位居第三，占全球排放量的6.6%。
面对这个铁一样的事实应该如何解释？
常见的解释方式有两种：
01）计算人均排放量。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计算人均排放量，仍然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排放量。据荣鼎咨询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均排放量达10.1吨，仍低于美国人均17.6吨的排放量。不过，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在迅速增加，在过去20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几乎增加了2倍。
02）计算历史以来的排放量。据有关研究，自1750年以来，经合组织集团成员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是中国的4倍。由于发达工业国家在历史上碳排放量很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公平出发有一些讨价还价的空间。不过，在气候变化问题迫在眉睫的时候，上述两种说法的作用都只是用于解释而已，并不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
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要提醒的是，有一个不断浮现的新规则值得中国特别关注，这就是 “碳关税”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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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关税” 问题
「 所谓“碳关税”，是将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称为“碳含量”）引入贸易制度，根据碳含量的多少来征收额外的气候关税。」
在推动碳关税方面最积极的是欧洲，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欧洲长期以来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欧洲的各种绿色标准、环境标准在世界上最高，欧洲社会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成本支付意愿最高。在此背景下，欧洲成为全球环境与气候标准的高地，欧洲因此在气候规则方面也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
安邦研究团队在今年3月就曾指出，“碳关税” 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变量。以欧盟为主的国家正在抓紧制订 “碳关税” 制度设计。这一制度如果实施，不仅对于全球绿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还会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变量，将改变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欧盟国家积极推动 “碳关税”，试图通过关税调节来推动区域内的绿色减排。2021年3月10日，欧洲议会在全体会议上投票通过了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议案，对欧盟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碳税，预计将从2023年起开始实行。这意味着，碳税机制已经成为欧盟新的法律，将进入实施阶段。
图丨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不同国家对碳关税的态度不一样。今年3月初，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就曾警告欧洲，不要采用碳边境调整机制。美国提出反对：
■ 一方面是基于现实的经济利益考虑，如果根据cbam征收碳关税，可能会显著影响美国的煤炭、天然气、汽车等多种工业制品、农产品的出口。
■ 另一方面则是气候相关标准的制定权问题。欧洲绿色新政会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做生意的欧盟以外公司采用这些规则，如果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采用这些规则，那么欧盟标准实际上就成为了全球标准。美国显然不愿意在气候标准上全面受制于欧洲。
中国应如何应对与碳关税相关的新规则体系呢？
首先应该意识到，随着碳关税等标准体系建立，中国将会首当其冲。由于中国在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同时又是一个生产型大国——是为全世界生产商品的所谓“世界工厂”，因此受到碳关税的约束将比美国大得多。由于产业结构来自全球化时代的市场分工，能耗水平又与发展基础有关，恐怕在短时间内，中国还难以改变这种结构性的困境。
如何应对这种被动局面呢？
安邦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可以采取内外有别的不同策略，从生产与消费的分离来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
■ 对内：中国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能耗水平，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绝对减排行动；
■ 对外：中国则要强调消费国与生产国承担共同的责任。
实际上，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观点。维也纳自然资源和生命科学大学气候科学家reinhard steurer表示，“我们（西方）消费的很多东西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其排放量被计入中国的碳排放记录”，如果“如果考虑到这些基于消费的排放，我们的记录并不那么好……我们不应该真正指责中国是地球上最糟糕的排放者，因为他们相当多的排放进入了我们的消费”。
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公允的。中国承担了 “世界工厂” 的角色，耗费了人力、能源、环境来为世界生产商品，西方世界只是作为消费市场来“享受”商品，还要制定碳关税来限制外来商品，这种单一的规则将会制造出双重的不公平。因此，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建议，作为气候变化舞台上的后加入者，作为对碳排放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推动“碳消费者”和“碳消费责任”的概念，从生产-消费的全链条来平衡责任与义务，更加公平地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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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欧盟力推的碳关税和碳边境调节机制，是值得中国和世界都重视的气候变化新规则。作为后进入者的中国，应该推动 “碳消费责任” 概念进入全球规则，从消费端来评价碳排放责任，这是中国今后在全球气候问题博弈中应该重视的一个关键点。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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