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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包括吉林通化、河北石家庄在内的一些城市所谓的“硬核防疫”措施，近期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争议。（新华社）
中国大陆多地正在应对新冠疫情的侵袭，相比接连展开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累计检测超过3,000万人次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以及因封闭管理导致部分家庭一度出现“断粮断药”的吉林省通化市，上海市不必全民做核酸检测、不公布病患隐私信息、允许带宠物一起隔离等“人性化”疫情管控措施，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被很多网友点赞，尤其是不少北方网友呼吁自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向上海“抄作业”。与此同时，一篇标题为《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的文章也引发网络讨论，文章作者指出北方地区大多不够精细的防疫政策，与北方近些年的衰落是“同根所生”。对于中国南北不同防疫模式与城市治理的相关讨论，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贺军。
多维：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绝对安全，总动员式的严格管理体制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不过，即便都在说“严防死守”、“绝对保证”、“坚决杜绝”，但中国各地的防疫模式、宽紧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大体而言，北方地区的防疫举措看来更为严格，近期宣布“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的省市无一例外都在北方。而南方省市，比如成都、上海等地的防疫，显得更为精细化。由此，舆论开始热议防疫过程中的南北治理差异。结合这次疫情，你怎么看南北不同的防疫模式和城市治理？不同的治理背后，有着怎样更为本质的原因？
贺军：首先要强调一下，按地域来评判防疫模式与治理方式的优劣，严格来说是一种“歧视”，这与评定人种优劣有类似的地方。但在现实中，这种差异情况又确实存在。如何解释？我个人认为有如下原因：
第一，讲政治、保北京的差异。北方地区防疫，对首都北京的防护要求特别严。北京的防疫政策是特殊的，比如低风险地区来京也要求7天核酸检测阴性；从国外回国经过14天隔离合格之后，到北京还需要再隔离7天（所谓“14 7”），再居家观察7天，这些都是北京的特殊要求。北京的严格对周边地区防疫有影响。
第二，南北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市场化环境的差异，以及官员治理理念上的差异。南方地区市场化发达，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官员在社会治理中比较注重效率，管理上更为精细。比如上海就不像北方城市那样，动辄就搞大范围核酸检测，而是有针对性的精确控制。但在疫情响应速度上，南方地区更迅速。再比如浙江一些地区（如义乌），在鼓励“就地过年”方面，出台了很多人性化的、接地气的政策。相对来说，北方官员在防疫上普遍比较粗放而严格。
坦率讲，精细的政策更麻烦，粗放而严格的政策更简单，但前者对老百姓、对市场，显然更为有利。
多维：最近中国社交媒体有一篇文章被广泛转发，标题是《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在该文作者看来，北方近些年的衰落，与这种硬核防疫之举，恐怕正是同根所生。在前些年的“中国十大鬼城”中，虽然入选城市不一，但北方总是毫无例外地占了绝大多数，这正可见主政者可以不必太在意市场规律，大刀阔斧地推进自己的议程。在后疫情时代，这样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将有可能加速北方的衰落。以疫情治理作为反思的契机，结合北方衰落的现实，南北不平衡的问题该如何破解？
贺军：疫情防控的确是一个观察窗，反映出北方地区在社会治理、经济管理方面的种种问题。
南方与北方的经济差异是现实，但并非一直如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北方地区在产业、城市的发展上占更重要的地位，东北地区更是中国工业的重镇，哈尔滨则有“东方莫斯科”之称。
但后来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东南沿海为主，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开始出现差异，现在则成为一种近乎“固定”的格局。疫情只是一个触发因素，集中揭示了北方地区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官员行政方面的不足，其中的问题，有没有疫情都存在。
贺军：如何破解南北在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北方地区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核心还是在改革与市场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是走向市场化、法治化的过程。北方地区今后要真有发展，关键不在要素，而在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
如果以后一切以“讲政治”为核心，市场化改革肯定会受到影响；如果以“讲市场”为核心，改革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从经济改革来看，“讲市场”何尝不是最大的“讲政治”呢？如果能统一这种观念，北方地区的发展会有希望。
多维：谈到北方的衰落，就不得不提到社会生态和城市活力的话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大平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从空间进化转向空间变异：警惕当代中国城市的“底特律化”》近日引发关注。胡大平以南京的城市治理为范例，进而指出，有必要警惕城市空间的“异化”，特别是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都试图通过城市经营猎取竞争优势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审慎地看待现有的经营套路，避免盲目的社会工程和运动式治理造成类似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废都”厄运。从空间形态看，当代城市发展脱离了进化模式而呈现为变异模式。变异，可能是人类打开新境界的道路，也可能把人类置于混乱、无序、不确定性、风险和危机之中。因此，变异构成今天有关城市活力讨论的中心问题。您怎么看这里提到的“废都”现象和城市活力的问题？
贺军：城市活力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在老龄化来临的中国，如何维持城市活力是城市化下半场面临的最大挑战。
城市活力与人有关，与街道繁荣有关，与人的关系有关。这些问题，在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扬?盖尔（jan gehl）的《人性化的城市》等书中，有过很经典、很细致的阐述。我们也认同对城市活力的这种看法。
安邦智库（anbound）创始人陈功曾经总结过一个“好”城市的一般化模型，涉及到众多因素——人口、产业、安全、成本、收入、环境、文化、交通、技术等。这些要素如果缺失过多，或者不断恶化，城市将丧失活力走向“废都”。
正如陈功所言，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土地，不是一块场地，不是一块地基，不是一块数字化的面积；城市，是一种舞台，是一种人生，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文明，是一种情感，是一种生活方式。
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城市的下半场，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城市发展哲学。
多维：去年中国舆论中有关地摊经济的争论，《北京日报》被推至风口浪尖的《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一文，其中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精细化管理”，一个是“秩序”。精细化管理，其实就意味着不能简单粗暴一刀切；而秩序，则更多是从政治维度而非名民生维度去考虑。精细化管理和一刀切，民生和秩序，这原本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但为什么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二元悖论？症结在哪儿？接下来中国大概率要面对的是常态化防疫，该怎样做科学地防疫，既避免“一刀切”带来的高成本，也让防疫更为高效？
贺军：城市治理中产生二元悖论，本身就是城市治理简单化、粗暴化的表现。城市是以人为核心的复杂系统，是人口要素、经济要素、文化要素、交通要素等在有限空间内的聚集。
因此，城市治理不应该是简单的“一刀切”，任何基于简单出发点的“一刀切”，都会伤害到不同人群的利益，都会破坏单一目标之外的其他系统。
常态化疫情防控，意味着建立在一定机制下的有序，针对不同的公共卫生形势，采取有弹性的、区别对待的做法。在2021年的中国防疫中，我们很担心由于“一刀切”带来的矫枉过正效应，这会带来过度的防控成本，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的复苏。
如果中国北方的城市继续简单粗暴的防疫，相信一年之后，与南方城市的经济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如果“一刀切”的治理方式扩展开去，在很多城市会造成恶性循环——越“一刀切”的城市，越落后；越落后的城市，越喜欢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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